记者：陆先生，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时期，您近年来十分关注社会结构的研究，请介绍一下您的研究脉络和研究发现好吗？
陆学艺：我们的研究是从社会阶层结构研究开始的。这个研究从1999年初开始，共做了3年，参与调研的工作人员有几百人，我们完成了8个县市、2个大型国企、1个乡村社区和1个大学社区的抽样问卷调查、入户访谈，收集了1万多份问卷和近千份访谈记录资料，最后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我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三类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划分方法。根据分析，我们将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10个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10个阶层分成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由于这种社会阶层划分方法建立在大量调研数据的基础上，与多数群众的基本看法一致，因此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在学界引起相当反响。
我们的第2个研究成果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我们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1949年后的5次大的社会流动，分析了10大社会阶层的来源和流向，以及未来演化趋势，并提出了改革和调整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政策建议。这个研究历时两年半。
从2006年起，我们开始关心更为复杂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该课题研究和写作花费4年多，直到2010年才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
记者：这本书研究分析了社会结构的10个方面，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的全景式框架描述和脉络扫描。
陆学艺：对。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是社会静态分析的终点，又是动态分析的起点。19世纪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说：“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社会结构调整大大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重要根源。
记者：你们的研究分析了我国城乡结构的现状和城市化未来趋势，并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陆学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三次产业中，二产占468%。中国已是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经济已进入工业化社会的中期阶段，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很快。1979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只有172亿人，城市化率为179%。2000年，城镇人口为459亿人，城市化率为362%。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大大加快。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6557万人，10年间城镇人口每年递增2065万，城市化率每年递增135个百分点，2010年城市化率达到497%。
可以肯定地说，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一定会超过50%，到达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由农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真正实现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实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大变迁。
记者：那么，如何判断我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陆学艺：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越过50%的转折点后，城市化还将高速发展。1945年二战结束时，欧洲的城市化率就是50%，50年后，城市化率达到90%以上。如果没有战争、特大天灾侵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204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中国将真正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实现好城市化，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
记者：难怪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新世纪之初曾经说过，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但是，从人们的日常感受看，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经济的繁荣，但也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
陆学艺：因为各种原因，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很曲折。在1958-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之后，政府就把城门关了，严格限制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直到1998年，才提出 “小城镇大战略”设想，让农民进到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但城门一开，大量人口涌向大城市。正如前述，十多年功夫，每年增加2000多万人。现在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超过67亿，比欧盟27国的总人口还多，是美国总人口两倍多。
2亿多农村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涌到城里来，一方面为国家创造了巨量的财富，大大推进了二、三产业大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城市病、特大城市病也集中爆发了，这给城市社会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大家都能看到，这些年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问题突出了，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呼声高涨，交通堵塞、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城乡差别、行业差别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诈骗盗窃增加、社会治安恶化，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大案要案、刑事犯罪案件大量增加，上访上告、群体事件频发，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相当紧张。
记者：因为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所以有一些人提出城市化步伐应该放缓，还有人提出要分析是否继续搞城市化，甚至有人提出“逆城市化”思路，要清退一部分进城农民回到农村去。
陆学艺：面对经济报喜、社会报忧、城市病集中爆发的现状，社会各界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是正常的。但是应当看到，这些都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应当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和转变发展方式逐步解决。
中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这是多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也一定要实现城市化，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现代化国家是建立在农村社会基础上的。我们好不容易达到了城市化率50%的水平，岂有倒退回去的道理。
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只是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社会发展加速的产物，实际只是弥补了过去几十年严格限制农民进城造成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不足，带有还账的性质。现在达到的50%的城市化率，是适合经济达到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的，是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的，是纠正“经济一条腿长，社会一条腿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年城市化高速发展，应该说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目前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种种负面现象，包括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客观地说，所有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是发生或存在过的。几经反复，他们逐渐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我们是后来者，我们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也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