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在警务室工作几天?”
“至少4天。要回派出所值两天的班,还有一天休息,没什么事我还是到警务室来。”
“那就是5天了?”
“可以这么说。”
与记者对话的是山东省诸城市公安局辛兴派出所辛兴社区民警闫明。
2007年,闫明毅然报名到农村当了一名社区民警。那一年,诸城市开始搞农村社区化建设。作为社区化建设的重要组成,社区警务在那时得到了加强。
“过去农村派出所警力有限,只有三五个人,一村驻一警根本不现实,管村民警也很少到村里来。”闫明告诉记者,如今辛兴派出所有民警14人,所辖9个社区警务室都配备了1名专职民警和两名辅警。“在诸城,农村社区警务做实了。”
始于2007年的农村社区化管理除了为诸城带来看得见的警察,还带来了什么?金秋10月,《法制日报》记者来到了有“龙城”之称的诸城。
多村一社区“诸城模式”
“农村社区化,诸城搞得最早,也搞得最成型。”潍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邹庆忠告诉记者。
自2007年开始,诸城市启动农村社区化建设,把相邻的5至6个村庄和村庄间的一些单位,规划建设成一个农村社区,然后在每一个社区选择一个位置比较适中的村庄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其服务半径一般在两公里左右。到2008年6月,由全市1249个村庄规划建设的208个农村社区和社区服务中心全部建成运行。2009年初,为改变长期以来在农村基层主要依托分散的村庄来推进各项工作的状况,诸城又提出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化发展,以农村社区为单元,统筹推动公共服务、经济、政治、文化、组织、聚合居住等工作,实现“集聚式”发展。2010年上半年,诸城又依法撤销全部行政村,把行政村变为自然村,选举产生农村社区党委和居民委员会,以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化发展。
“多村一社区”模式因此称为“诸城模式”。
“以中心村为带动的‘多村一社区’模式体现了规模适度、有效覆盖、降低成本、便民利民的原则,比较适合农村实际,应作为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邹庆忠说。
2008年7月,潍坊市委、市政府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市学习推广诸城经验,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化建设。
社区服务中心设有综治工作站、群众工作站、妇女儿童维权站、卫生服务站、计生服务站、社区学院教学站(居民学校)、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和综合服务厅“六站二室一厅”。每个社区都成立社区党委(党总支),社区党委(党总支)之下,打破村庄及单位界限,成立若干个服务型功能党支部。社区居委会下设经济发展、规划建设、社会发展、社会保障、调解维稳5个委员会,并成立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
“社区定位很明确,它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是经营性组织,它的职能主要是服务。”邹庆忠说,通过农村社区化建设,在农村基层以社区为单元,实现了农村各类事务的社区化管理。
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得到加强
“农村社区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成效,就是解决了有人办事、有地方办事的问题,它使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得到了加强。”诸城市委书记陈汝孝分析说:“过去在农村基层,以村庄为单元实施社会管理,一些村庄人才缺乏,村级班子‘选人难、人难选’现象严重,班子‘软弱涣散’；由于许多青壮年外出务工等原因,一些村庄群团组织不健全或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受地域、规模狭小的限制,多数村庄经济及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难以生长发育。社区建立后,在社区范围内选人用人的视野拓宽,许多优秀人才被充实进社区党组织和自治组织。”
数据显示,诸城市208个农村社区中,除一些优秀的村支部书记仍在社区“两委会”任职外,另有173名镇街机关干部、14名企业负责人、14名大学生“村官”被选进了社区“两委会”。
密州街道十里社区党委书记孙万红是个能人,能说能干。成立社区前,孙万红干的是村支书。
“成立社区,打破了村的界限,农民的再组织程度提高了。农民加入各种合作社,成了新型的‘组织人’。过去村民养貂都是在村里单打独斗,如今在社区范围内成立了合作社,生意一下子就做大了,年产值已达16亿元。”孙万红说。
“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打破村庄和单位界限,工、青、妇等社区群团组织建立健全了。经济及地域等范围的扩大,也为经济、社会组织及志愿者组织在社区发育生长提供了土壤。”陈汝孝告诉记者,目前诸城市农村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行业协会和志愿者服务团队已达4832个。
农村社会管理资源有效整合
10月26日,记者来到辛兴社区警务室时,两名辅警正在为一村民办理摩托车牌照。
“摩托车在警务室就可以上牌。身份证、出入境相关手续等,我们可以为群众代办。”闫明告诉记者,警务室也管消防。
“成立社区后,108项原来由市里审批或管理的部分权限下放到社区办理。我们农村人也能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了,办点啥事不用跑城里了,来社区就行。”孙万红告诉记者,通过社区这一平台,镇街这个层面的民政、劳动保障、医疗卫生、公安、综治等管理服务资源,都整合下沉到了农村基层。原来分散、规模小、档次低的计划生育、图书阅览、幼儿教育等资源,也被整合到社区,形成了规模效益。
“如今一般的社区图书阅览室,藏书4000至5000册,有的多达近万册。政府对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在社区服务中心这个平台上,得到集约利用,避免了撒芝麻盐式的分散投资现象,使有限的资金产生了最大效益。”诸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洪伟介绍说,诸城依靠这些集约利用的资金,在208个农村社区全部建立了标准化的卫生室、警务室和幼儿园等。
农村社会管理方式得到提升
出个证明盖个章、管管计划生育、发放一些补贴……这是对以往村一级工作的形象概括；在镇街层面,靠行政命令的现象、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传统的农村管理架构必须打破,人管人的体制必须改变。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重点是建立起农村的社会服务体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而不是只讲管理不讲服务。”邹庆忠说。
透过诸城农村社区的组织架构,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理念:社区党委(党总支)之下,均建有社会事业、调解维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个体工商户、老党员等服务型党组织。这些党组织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各种近距离服务。数据统计,这些组织仅是替基层群众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难题,就达9800多个。
过去,有些村干部用权缺监督,办事不公开、不民主,家族、宗派势力的干扰严重。建立农村社区后,家族、宗派等传统势力对农村事务的影响基本消除。
“前不久的社区‘两委会’换届中,这一点就非常明显。因为他们的影响就在那么一个村里,换成社区就不好使了。”王洪伟笑着说。
管理方式的变化还体现在健全完善社区民主议事制度、决策程序、公开制度,开通社区综合服务网、建立网上审批平台、引进“12343民生万事通”等信息化工程上。截至目前,诸城市共建立农村社区民主议事制度4560多项,公开办理事务7.5万件,民主决策重大事项1670多件；共办理网上审批事项28.8万件、网上服务事项14.3万件。
农村基层群众权益得到维护
一进十里社区,孙万红首先把记者引到了社区服务大厅。
“我们为社区1681户村民每户配了一部手机,65岁以上老人每人一部求助手机。这个手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个一键求助功能键。”孙万红跟工作人员要了一部手机向记者演示起来。
“遇有求助,可以打电话,也可按这个键,我们这里都能收到。接到求助,我们会先联系他的家人,如果家人不在身边,我们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就会过去。”
今年10月22日,社区71岁的邱衍珍老人突感心慌、头晕,随即摸起手机,按下求助键,之后老人便跌倒在地。报警信息在20秒后传到社区救助平台,工作人员随即指派义工邱家峰前往救助。邱家峰第一时间赶到后拨打120,并与随后赶到的社区医务室人员随120救护车将老人送到医院,老人得到及时救治。目前,邱衍珍老人已康复出院。
“虽然不是每个社区都是这样的模式,但做好服务群众工作,维护群众权益的要求是一样的。”王洪伟介绍说,农村社区都建有群众工作站,每个社区干部分配30个左右的联系户,社区干部通过服务联系卡、记民情日记等形式,收集联户群众诉求信息,群众工作站再对群众的诉求信息认真研判、分流督办,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到目前,共收集社情民意40多万条,协调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9万多个。
在农村社区,除了民警,还有联系社区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律服务志愿者,他们活动于社区的法律服务中心。
“村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
“他们会定期到社区来的。村民也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要求他们留下手机号码,并保证开机。”王洪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这些法律服务中心共为农村群众办理法律服务事项5845件,为农民群众挽回各类经济损失3亿多元。
农村社会稳定根基得到夯实
“依托社区警务室,全市设立了3780多名综治维稳信息员和1.5万名民情巡访队员,使大量不稳定因素被及时发现和处理。社区视频监控实现了全覆盖,大大提高了社区的治安防控能力。去年,诸城市农村刑事发案和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3.5%和17.8%,90个农村社区实现了‘零发案’。依托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室,共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7680多件。去年,诸城市农村基层实现了群体性事件和民转刑案件‘零发生’。”王洪伟向记者介绍说。
社区警务室、社区矫正室、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室和法律服务室,由这“四室”组成的综治工作站,在诸城的每个农村社区都有。
随着农村社区化的启动,诸城市委政法委组织推出法制宣传进社区、法律服务进社区、便民诉讼进社区、检务工作进社区、安置帮教进社区、矫正工作进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进社区“七进社区”活动,在社区实现了矛盾调解与法律服务的全覆盖。
综治工作站,正是“七进社区”的一个平台。综治工作站之下,还有工作室,建在自然村。
许传孝,昌城镇杨义庄社区杨义庄自然村综治维稳工作室主任。他告诉记者,实行社区化管理后,杨义庄村引入了网络化管理,每一排房屋算作一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有一个综治维稳信息员,加上工作室成员,村里固定综治维稳人员达到了15人。“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农村社区化管理大大夯实了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这也是诸城市在潍坊的县市区安全感调查中稳居第一的重要原因。”潍坊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刘效伟说。
“让广大群众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诸城的农村社区化建设解决了城乡公共服务、综治服务不均等的问题,基本实现了这一目的。”邹庆忠说。
“你怎样评价农村社区化管理?”
“它代表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方向。”邹庆忠说。（记者：张国庆 余东明 王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