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民”互助自律
2009年9月，租住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苗圃大院的“新居民”们在一起讨论制订了大院的“新居民公约”。
来自黑龙江的杞文华提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大家要伸出援助之手；来自安徽的刘玉燕提出：人与人要互尊、互爱、互助，和谐相处；来自安徽的谢春霞提出：要做到人走火灭，不使用不合格炉具……
“新居民”，是石景山区赋予流动人口的“新身份”。
苹果园地区流动人口大量聚集，一度超过5万人。针对这种状况，2009年，苹果园街道在全国首创了“新居民互助服务站”，以大院为单位，政府牵头，房东和外来人口共同参与，形成了一个流动人口的互助组织。
这个“新居民服务站”，实现了三个“新”，即“新称谓、新内涵、新关系”。新称谓，是将旧称“流动人口”亲切地改称为“新居民”；新内涵，概括为三句话：居民式待遇、互助式服务、自治式管理；新关系，指新居民与政府之间、新居民与新居民之间、新居民与老居民之间的三层互助关系。
服务站还提供流动人口登记、代办暂住证、组织用工招聘会等多项服务，“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居民讨论、给困难家庭作服务，什么都管”。
如今，39岁的刘玉燕每天都会穿上那件印有“新居民互助服务站”标识的天蓝色T恤衫在街上巡逻。
环境干净了，治安变好了，大院实现了零发案率。“新居民”们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弥补了政府部门的管理缝隙，也让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到本地区。
流动人口众多，始终是北京社会管理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今年5月初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本市登记的常住人口是1961.2万人，其中，户口不在北京，而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学习的人数是704.5万人，占35.9%。也就是说，每三个北京人中，就有一个外地人。
源源不断涌入的来京创业者、务工者，既为首都建设提供了生力军，也不可避免地给北京的社会管理带来压力。对“新居民”既要管理又要服务，北京在不断破解难题。
在顺义空港开发区，有一处天馨公寓，是专门为来京工作人员设立的，占地30亩，437间宿舍，浴室、阅览室、球场……设施齐备，还有保洁、安保等24小时的服务，附近11个企业的2746人居住在此。这叫“四集中”：集中居住、集中管理、集中服务、集中宣教。像这样供来京工作人员集中住宿的公寓，顺义已建成多处，“以产引人，以业控人”，有效地规范和引导了流动人口的生产和生活。
朝阳区设计了面向流动人口的“一卡通”服务管理体系，推出一种与市民使用的社保卡类似的带芯片的磁卡，涵盖社保、就医、计生、公交、购物积分等多种功能，甚至与银行系统和各个社会管理单位相衔接……
“社区化”改变乡村
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是个只有300多村民的小村庄，但这里的流动人口，高峰期曾达2400多人，倒挂现象严重，带来了严重的治安问题，打架、偷窃案时有发生。
但如今，村里面貌发生了大变化：不仅再也没有刑事案件发生，“自行车放外面都丢不了。”村民杨贵梅说。村容村貌也变得干净整洁了。
带来变化的，是一项对农村而言史无前例的创新——社区化服务管理。
这项探索，实际上是将城市社区管理的方法和思路引入到农村：村里修了围墙，出入村口统一要求示证；安了探头，实现主要街巷、出入口全覆盖；组织了专职的巡防队，白天黑夜有人巡逻；村民有房屋出租，村里分片包户实行网格化管理；村里还有了保洁员；路边施划了车位，车辆有序停放……
这下，不但本地人生活踏实了，流动人口也享受到了“社区化”带来的好处。
从山西来的申转转在大生庄村租了一间18平方米的门脸房，做点儿小生意。随着村里环境秩序的好转，她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如今她又租了一间房，经营面积扩展到36平方米。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在都市边缘的城乡结合地带，人口骤增且成份混杂，社会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和思路。
祖祖辈辈在大兴务农的赵振华，如今住在黄村镇枣园尚城小区。今年1月，他腾出了一套两居室的回迁房出租，立马就拿到了25000元的全年租金。
“这房租得踏实，”赵振华说，“政府帮咱找的房客。”
政府帮农民出租房子，缘于黄村镇推出的一种“代租制”。由镇政府通过集中托管租赁，让农民手中闲置的回迁房变身“公租房”，租给附近产业园的职工，既解决了这些职工的住房需求，又保障了农民出租房屋的收入，还消除了以前农民“吃瓦片”各自寻租时的种种乱象。用赵振华的话说，“咱家那房，住着白领，住户靠谱，还定期有工作人员到家里入户，帮着查水、查电、查气，咱就不操心了。得了实惠，还踏实放心，我拥护这新政策。”
顺义区马坡镇庙卷村，从去年起开始实行“精细化社区管理”。村里有公共停车场、警务工作站、出租房屋服务站、治安巡防工作站和民调室、监控室，全都专人专职，24小时全天候，有啥事，随时来。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农村在变，农村的社会管理的招儿也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