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源在于一次分配不公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