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由于这“四超”特征，中国的崛起必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经历的“春运”，客运量至少为2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欧洲、俄罗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都挪动一下。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与无穷机遇。
中国有超广阔的疆土，中国是一个包含了巨大地域差异的大陆。中国在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内，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哲学、经济、医学、军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长达数千年的传统。中国还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包括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建筑艺术，中国菜肴之丰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大的菜系有8个，每个菜系都包含了无数的子菜系。我个人认为中国8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大于法国菜系，尽管这个观点在这里可能会有争议。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中国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整合而形成的。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现在再来谈中国模式。我个人以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个特点：
第一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提出了这个观念。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中国因而在1978年决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是民生为大。这也是中国传统形成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把消除贫困作为头等要事来抓，制定和执行了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务实政策。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涌现了无数的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又为中国后来制造业的崛起和外贸的腾飞打下了基础。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民生为大”这一特点也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某种偏见，即公民政治权利总是高于其他权利。中国模式的这个特点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穷人的命运。
第三是稳定优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民族、宗教、语言和区域的复杂性堪属世界之最。这种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担心“乱”的一种集体心理。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太平盛世”，“盛世”与“太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比谁都更了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将近一个半世纪中，我们最长的太平年景没有超过8到9年，我们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从外国入侵、农民起义到军阀混战、意识形态疯狂使中国没有多少持续的太平年景。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才使中国奇迹成为可能。
第四是渐进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所以邓小平采用的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他鼓励各种改革的试验，我们的经济特区就是进行改革试验的地方，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我们让自己并不完善的体制继续运作，同时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这个特点使中国避免了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瘫痪和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