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总是很有争议。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国家政权与人民对立的国度，政权是压迫性的，抱住自己的权力不放，而民众则在异见人士领导下进行着抗争。一些欧洲人，例如在奥斯陆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或放大的白俄罗斯，正等待着一场“颜色革命”。
这种观点使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自信地对中国做了很多悲观的预测：他们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他们又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而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他们又预测中国将出现大动荡；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预测中国将大乱。但最后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没有崩溃，而中国崩溃论却崩溃了。
这种反复的预测失灵使我们有必要学会更加客观地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我们也许可以像17世纪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那样，或者像他同时代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那样，把重点放在他们称之为中国“自然的宗教”上：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如何采用了世俗的、比较贴近自然的方法，而非当时欧洲盛行的神学方法，来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那么我们会发现，过去30多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经济和社会变革：约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场变革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这样说，过去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所有过渡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中国经济总量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像东欧这样的转型国家经济总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当然东欧的起点比中国高。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也高于不少发达国家，中国今天的发达版块人口约3亿，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总体繁荣程度已不亚于南欧发达国家，而像上海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纽约，无论是机场、地铁、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城市治安这样的“软件”，上海均好于纽约。
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但中国的总体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解释这种成功？有人说这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资的数量来看，东欧国家吸引的外资比中国多得多。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但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很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威权政府的作用，在亚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许多威权政府，但他们无法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
如果这些理由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那么我们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中国模式”。在解释中国模式之前，我想先简单谈一谈我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模式。
中国不是放大的东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罗斯，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国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这样性质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我可以打一个不很准确的比方：这就好像古罗马帝国没有解体，持续至今日，实现了现代国家的转型，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现代经济，融各种传统文化于一身，还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