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们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项成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表明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我们拒绝西方“民主和专制”话语，认为“良政”与“劣政”才是关键所在，“游戏民主”只会带来灾难。
第三点是中国话语。中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竞争。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标准竞争无非是三种战略：领导者、参与者或追随者战略。
制度选择强调民心向背和选贤举能
在“后美国”时代，我们应该采取领导者和参与者战略。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它拥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其文明的广度、厚度和深度足以产生独立的思想体系。
西方政治话语的核心是“民主和专制”。2008年11月孟买发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但印度反恐精锐部队花了9小时才抵达现场。我在尼赫鲁大学讲学时，印度学者问我，中国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我说至今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么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的军队是20分钟内开始动员的；中国的总理是2小时内坐上飞机前往灾区的；中国医疗队在4天内就覆盖了震区所有3000多个乡镇。一位印度学者不服气地问：你是否要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您错了，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我说不管采用什么制度，都要落实到良政，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芬兰前总统阿提萨利去年在布鲁塞尔主持非洲治理新思路研讨会，请我谈中国模式。之后他总结：“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局很像董事会，总理很像CEO，治理国家的方式很像治理一个公司。”他要我当场回应。我说我们确实认为政治制度建设一定要考虑国家治理，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搞一人一票，因为这样搞的公司一定破产。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式应该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去探索。
在场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不以为然，“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享、民治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二是选贤任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民心不完全等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如天，民心指的是一个民族长远和整体的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执政集团，这是中国的文化传承。